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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k365 的博客

以镜为鉴、以人为鉴、以史为鉴

 
 
 

日志

 
 
 
 

引用 中国文人从政梦  

2009-05-23 21:55: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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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lin中国文人从政梦

         中国的文人大都有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澄清玉宇”的从政梦想。然而,政治斗争波谲云诡,他们怀揣的美好梦想最终又都被残酷的现实撕得粉碎。他们有文学的天赋,却少有政治的天赋;他们可以成为一流的文学大家,却永远成不了一流的政治家。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参与政治的应该是屈原。面对国势衰微、、民生凋敝的楚国,有着高贵血统的三闾大夫屈原,“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雄赳赳气昂昂地登上了楚国的政治舞台。  他太出众了,学识渊博,记忆力强,通晓治理国家的道理,熟悉外交辞令。对内同怀王谋划商讨国家大事,发号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酬诸侯。可是文人的清高注定了他的悲剧。楚国的上层有太多的小人,楚王的昏庸,上官大夫的嫉妒,靳尚的贪婪,郑袖的媚惑,子兰的卑劣,再洁净的珍珠也会被这重重的尘土蒙蔽得黯然失色。  政治太龌龊,诗人永远看不透,永远看不透政客微笑背后狰狞的面目。  身心疲惫的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披发行吟,来到了汨罗江畔。有个渔父见到,便问他说: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里?”屈原说:整个社会都污浊,我一人洁净;众人都昏醉,我一人清醒,因此被放逐。渔父说:那聪明通达的人,不受外界事物的拘束,而能够跟世俗一道转移。整个社会浑浊,为什么不顺应潮流去推波助澜呢?众人都昏醉,为什么不一起吃点酒糟、饮点薄酒呢?为什么要特意保持美玉一样高洁的品德而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完头发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拍掉衣上的尘土。作为一个人,又有谁愿意让自己的洁白之身受脏物的污染呢?宁可跳进江水,葬身在鱼腹之中,又怎能拿高洁的品德,去蒙受浊世的污垢呢?”

           屈原纵身一跃,为世间划上一最后一道弧线!

            这是颇具诗意的死,或者说这是诗人式的死。有时我甚至觉得只有诗人才配这样的死。历史有时惊人的相似,王勃、卢照邻、李白、王国维、老舍,一个个赴江而去,他们是否如屈原一样也去寻找那一个没有污垢的清明世界呢?

           文人在政治斗争中输得最惨的应该是司马迁。司马迁太没有城府,那个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与他并没有什么交往,他只是觉得自己是个史官,有必要以事实说话。可是他不懂事实永远没有权力大,事实在权力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司马迁前期的生活太简单了,读书游历,在政治上他没有经验,他看不懂统治者的脸色。在李陵投降这件事上,连丞相、刘彻的娘舅都不敢发言,你一个小小的史官却要出来直言,更重要的是偏偏是刘彻不想听到的声音。

          一句话,司马迁便被打入了死牢。打入死牢的囚犯有三种选择,一种是引颈就戮,一种是拿钱来赎,还有一种便是接受宫刑。拿钱来赎是最好的,可是司马迁家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对于他来说,只有两种选择:斩或宫。斩,他不甘心,《史记》还未完成。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宫刑。    一句话,就受到宫刑,让司马迁从此变成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另类,他是无论如何也始料未及的。出狱之后,他从太史令升为中书令,中书令只有太监可以担任。刘彻最阴的一招就是升你的官,然后让你永远也忘不了你自己已经不是个男人了。“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菙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是字字血泪的倾诉!

          忍辱苟活的司马迁终于成熟了,他明白了他永远没有政治家的天份,他只是一个文人,可惜这代价太大了。他明白了统治者的权力再大也敌不过他手中的笔,统治者的权力再大也只是一时的,而他手中的笔却可以真实记录事实,事实永远是事实,权力无法改变。历史的功过握在他的手中。他开始奋笔疾书,洋洋六十万字的《史记》终于完成了。

         《史记》完成了,而司马迁却神秘消失了,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李白天生就是个诗人。李白的诗历代诗人未有一人学他,并非大家不想学他,而是他的诗是学不来的,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是上天特别垂青于他的。道士吴筠把他引荐给贺知章,贺知章看到他的诗惊叹得不得了,说:“子,谪仙人也!”。 李白想像力太丰富了,他的诗太高妙了。但是很多时候他并没有把写诗当作一种职业,当他被召翰林,玄宗让他做一个职业诗人的时候,他失望至极。所以当玄宗召他作诗的时候,他不惜得罪高力士、杨贵妃,让他们一个替他脱脱靴,一个给他磨墨,用这一方式做诗人式反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政治允许你不“摧眉折腰”,可惜诗人参不透这个道理。  没有把写诗当作职业,却成就了诗人的李白。一生渴求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却处处碰壁,历史跟李白开了一个大玩笑。 在那个“以隐求仕”的年代,李白也选择了这一终南捷径。隐居岷山、徂徕,南游会稽,道士举荐,声名在外。终于得见天子,李白哈哈大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如此的喜行于色,实在不具备政治天赋。到了长安,酒肆中狂饮,“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哪个统治者会喜欢一个狂放不羁的人?所以当李白提出“还山求仙”的时候,玄宗立马准奏,赐金放还。 长安转了一圈的李白,失望而归,心情颇为郁闷,“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认识到自己不适合于政治。安禄山反,天下大乱,五十多岁的李白做了永王李璘的幕僚。可是李璘平叛是假,夺位是真,可惜李白看不出,被永王好好地耍了一回,受永王牵连,流放夜郎。后遇赦,还。 风雨过后,年过花甲的诗人李白不知作何感想?一日,李白行舟于江上,独酌于船头,仰望天上一轮明月,俯视水中一轮明月,恍忽间,他似乎看到了仙人飘飘而至,于是他迎上前去,一头跳往水中的明月。  历史有时故意留下一段空白,让你去产生遐想。李白的死历史不曾记载,关于他的死只是一个传说,可是有时我情愿相信传说。  诗人李白诗意地离去了,同时带走了一个时代,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李白了。   一个朝代如果能出一两个文学巨匠,那一定是这个朝代的幸运。唐朝出了“李杜”,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为之魂牵梦绕。可是,如果把出众的文学天赋加到帝王身上,那就绝不是一个朝代的幸事了。文学和政治是两条不相交的直线,如果相交了,那么一个朝代的丧钟也就敲响了。

     李煜是幸运的,江南数百年来文化发展所凝聚起来的精灵降到了他的身上。李煜又不是幸的,上天偏把帝王之尊也降到他的身上。

         历史总是玩着阴差阳错的游戏。李煜上有五个哥哥,李煜从来就没想过当皇帝,可是偏偏他的五个哥哥一个个短命,所以当这个皇帝他是毫无准备的。此时,治理国家应该是他的第一职业,也应该是他的第一要事。可是李煜偏偏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皇帝,面对北面虎视眈眈的赵氏王朝,他没有去想应该如何励精图治,如何奋发图强,而是整天与大臣们妃子们吟风弄月,诗酒唱和,他的风流才情往往会引来阵阵喝采。

         公元975年,当宋朝的铁蹄踏进金陵城,南唐的宫廷已经站满宋朝士兵的时候,宫廷的乐师们正在演奏着美妙的《霓裳羽衣》曲。“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李煜用他颇具文采的词记下了历史的一刻。

        李煜的骨子里是一个文人,他学不来同样是亡国之君的阿斗刘禅,做一个乐不思蜀的侯爷。文人的心是最敏感的,囚居汴京的李煜在他四十三岁的生日那天,仰望天上的一弯明月,想起往日的生活,看着眼前的处境,他不能没有感慨,写下了千古绝唱《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太宗赵光义看到这首词,异常恼怒,为何恼怒不得而知。有人说是因为赵光义看到李煜复国之心不死,可是,李煜现在已经是你大宋的囚徒,即使他有复国之心又能如何?所以我觉得赵光义恼怒,是因为嫉妒,他无法容忍身边有一个这样有才情的亡国之君。所以赵光义要让李煜死得很难看,就赐给李煜一杯牵机药,一代词人就此殒落。

李煜是一个亡国之君,但他永远是词中之帝。

            苏轼绝对是文人的偶像。他的文章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苏黄米蔡”。只要是涉及文学领域,没有一样不是最棒的,这不能不让人羡慕,上天太垂爱于他了。与他同时又略早于他的欧阳修看了他的文章后说,他将来一定是我大宋的文坛领袖。  是的,他的诗词文赋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他是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心灵的归宿。

二十一岁的他一举登第,意气风发的他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可是很快他就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图强国。苏轼不同意王安石疾风暴雨式的变法,主张循序渐进地变法,于是不停地上疏神宗皇帝。王安石是绝不愿意看到一个有着不同声音的人在皇帝身边的,于是要求把苏轼调离京城,放了一个杭州通判。  而这仅仅是开始,“乌台诗案”几乎让他遭遇灭顶之灾。当时变法派在变法过程中遭到了重重阻挠,变法派决定拿人开刀,他们选择了苏轼。王安石的爪牙舒亶、李定等人便从苏轼的诗文中收集苏轼反对变法的证据,这一次注定在劫难逃。幸而有高太后及朝中大臣极力营救,才躲过一劫。

         经过这一劫,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苏轼一句“人生如梦”似乎对政治的险恶已经看透了,可是他却做不到真正的洒脱。司马光主政,下令废除所有新法,苏轼又不同意了,他觉得对百姓有利的新法应该保留。此时本来备受新党压制刚刚形势有些好转的苏轼却又成了旧党不欢迎的角色,新党压制的结束又意味着旧党迫害的开始。年过花甲的老人连连被贬,从广东的惠州一直贬到海南的儋州。徽宗立,把他从海南召回,六十五岁的老人终于没有能够走到京城,最终死在了常州。

      从此以后,历史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像他一样的文豪,他就像一个标竿,直直地立在那儿俯视着我们。

          文人和政治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政治永远不会对文人开恩,文人却总是在政治漩涡中成长。文人玩不过政治,政治却成就了文人。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的长河不停在流,回首往事,我们发现斯人已逝,而唯一流不走的是他们生命里永恒的精神魅力。 苏轼要做个政治家,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和屈原、杜甫原属同一种类型,首先为天下苍生计,其次才是展示文学才华。“致君尧舜”,这是前提,然后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中国古代的文人,属这种类型的不少,不像近现代,文人渐渐变成了一种职业。另一面,文人投身政治又是一种悖论,古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一再碰壁。今天的文人却是有了太多的体验,他们定位于边缘,既是不得已,又是一种自觉。  仁宗皇帝搞御试,苏轼以一篇《御试制科策》入三等。自宋开国以来,制策人三等的只有两个人。值得一提的倒不是苏轼又一次排名第一,而是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的政治主张。这个年轻人显然目光敏锐,且出语惊人。在他看来,仁宗朝“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这是对皇帝本人不客气。 宋王朝到苏轼所生活的年代,已近百年,承平景象仿佛随处可见。有个叫柳永的才子,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城市景观:“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柳永这是写杭州,许多别的城市也可作如是观。难怪当时冒出了一大批填词高手。诗言志,词为诗余,大抵表达闲情。仁宗前后的词人,多是一副悠哉游哉的形象,比如张先、欧阳修、晏殊父子。像柳永这种仕途失意的浪荡子,满腹牢骚,尚且把城市描绘得般般入画,可见承平之类,不能说全是溢美之辞。

  然而承平也是表面现象。朝廷面临的问题很多,而最大的问题就来自朝廷:“燕乐趴踰节,赐予无度。”“冗官耗子上,冗兵耗于下。”中央财政拮据,又要维持繁荣,地方官就大刮地皮,百姓不堪重负。农民揭竿而起的,前有王小波、李顺,后有宋江、方腊。除开这两次大起义,还有各地的小动乱,苏轼后来为官各地,就曾多次缉拿“谋反妖贼”。

  民乱缘自宫乱,一个历时百年的朝代,可谓腐败丛生。首先官制就是问题,往往一官而有三人,居官的一人。去官的一人,同官的一人。官多职少,所以在位时要抓紧刮地皮,作为“闲居仰给之资”。去官的老家伙不时回头瞧,同官的年轻人拼命往前挤,如此景况,中国的吏治就一塌糊涂了。当时是贿赂成风,“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从近处看,我们四川的出了“三苏”的眉山附近的乐山的郭沫若,我们内江的范长江和大多数现代文人一样,在没有从政以前何等意气风发,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当官以后又是怎样景象? 范长江死在井里,是自杀?还是他杀?老舍是自己投湖而死吗?

  综观中外可称为“知识分子”的这一群体,几乎没有一个不与政治发生直接的关系。无论在何种体制之下,每一时代最显著而且最巨大的力量都是政治。社会的前进离不开政治权力的协调,但又最易为政治权力所摧残。对个人最直接、尖锐的威胁无疑就是政治权力,因为政治权力的背后耸立着一个无上的权威:它可以是公民,可以是上帝,可以是“天”,可以是“人民”,有了这些无上的精神权威,再加上这些精神权威赋予的军队,法庭等等国家机器,政治权力的执掌者“国家”,对个体具有绝对的威慑力。对这种如利刃般直逼人心的政治权力进行理论上的制衡或消解便成为大多数社会理论体系潜在的主题——卢梭的契约论、儒学的“仁”与“礼”思想等等,都是从理论上消除或软化绝对权力带来的恐惧感的尝试。而且,政治对人具有巨大的规范力量,一种思想要推行于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治化。因此,政治与人,尤其是与知识人的关系便极其密切,可以说,每一个人一旦萌生公共关怀意识,他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政治问题。

  中国古代的“士”对政治的态度,主要是一种积极融入的态度。对中国古代文人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民主思想一样,把君主从神祗上驱逐下来,以分权制衡,而是承认君主一人专制的绝对权力地位,而企图以“仁”、“礼”软化君主权威,企图使君王成为视民如子、爱民如子的权威。而他们对自己在政治中的角色定位则是以君主的“师”、友、臣的身份来协助君主。儒家始祖孔孟开辟了“道统”,以“道”做为精神凭借来批评时政,批评“势”,使“道统”和“正统”相对抗。《论语·泰伯》便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到了唐代,韩愈又提出“文以载道”文学必须承担道德内容。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确认了知识分子万世不朽的神圣使命。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是中国古代那些真正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面在内在理念上追求自我精神的升华与超越,从魏晋文人的任诞到宋明理学的静坐都是如此;一面则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企图对国家乃至天下的秩序进行合乎伦理的设计——并且他越认为现实秩序不合理,重新进行设计的愿望就越强烈。中国儒生赖以参照现实的理想政治是“三代”历史,尧舜之治,周公之治,大同社会。他们的政治想象力,基本上止于《礼记》中描述的“大同”——也可以说,他们对赖以批判现实的那种理想政制是相当模糊的。因此,他们始终不能找到一条真正可能实现善治的道路。在儒家思想的主宰之下,儒生们即使不满足现实,但是他们能够希翼的,就只是要求有一个愿意施行仁政的君主。然而,在中国历史现实中,几乎从来没有一个君主及其治理的国家实现过儒生们的愿望。反之,君主利用儒家思想,把它改造为解释一人专制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在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中国政治始终冲不破一治一乱的悲剧循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有志于入世的知识分子出于忧患之中。而一人专制体制中皇权对人具有绝对的威慑力,更使怀抱以道抗势愿望的知识分子感受着无边的压力。正如徐复观在《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中所言:“每一个知识分子,在对文化的某一方面希望有所成就,对政治社会生活希望取得发言权而有所贡献时,首先常会感受到自身的志趣与所生存的时代,尤其是与时代中最大力量的政治,乃处于一种摩擦状态;而这种摩擦状态,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常感到其为难于忍受的压力。……政治问题,不能不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共同问题。”

 对历史上大多数儒生而言,融入政治不但不会有任何压力感和忧患感,反而如鱼得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文人政治,在统治集团中,除了皇帝,皇帝以下都是文官。文人通过品质或者读书考试取得官职。因此,在中国古代既没有像西方中世纪传教士阶层那样以传播精神理念为业的知识分子,也没有疏远权力集团而专门从事批判工作的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数的士大夫,都兼有官僚与文人双重身份,上堂审理案件,退堂吟诗作赋。历代通往仕途的道路,从汉的察举,到晋的九品中正,隋唐至清的科举制,为文人走上仕途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融入政治体制中的儒生,当然不乏一些有志于弘道,真正关心民间疾苦的可称为知识分子的官员,但是更多的是一大班不足安邦定国,甚至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迂儒、俗儒。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荣华富贵封妻荫子,而他们一旦从文人转化为官僚,便变得尊君从势阿谀逢迎。正是历史现实中每一朝代都充斥着这样的官僚,中国社会才长久地陷于动乱与腐败的泥淖之中。

 与积极融入政治相比较,另一种对政治的态度是逃避。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见”与“隐”、“兼济”与“独善”成为知识分子的两种选择。经过孔子所说的“隐”与孟子所说的“独善其身”并不同于道家那种避世与隐居,但却为一个文人选择避世与隐居留下一个空间。

  中国古代文人对政治的逃避,绝大多数是因为对自己政治的黑暗、腐败的憎恶,与在官场被排挤。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文人的生存环境是相当恶劣的,古人说的“伴君如伴虎”就是对这种恶劣环境中的恐惧的反映。且不说明清时期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种种专门要把天下有点想法的知识人置于死地的文字狱,就以被钱穆先生称赞为“平民政府”的汉代而论,面对皇权,文人们的言论轻如鸿毛,皇帝的威严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威慑力。汉文帝时期,朝纲事实上刚刚制定不久,文人贾山这样描述皇权的恐怖:“雷霆之所击,无不摧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在这种无比强大的压力感的压迫之下,文人们哪里萌生得了以“道”去抗“势”的勇气呢!中国历史上战乱之频繁,也是极为罕见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弹唱,是千百年苦难历史的总结。战争时代连续不断的烽烟炮火,和平时代持续不断的高压暴力,往往把知识人的心境从忧患推向绝望。而且,越是清醒,痛苦与绝望就越是强烈。而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山水田园。于是许多文人便不得不把强烈的入世使命感藏起来,走向田园,步入山水,去种豆南山,采菊东篱。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大帮这样躲避现实的隐者,从《论语》中嘲笑孔子的老人到魏晋的孙登、陶渊明,更多的是把生命终老于山水田园并且默默无闻地度过恬然一生的人。他们带着浓郁的绝望扼杀了自己的理想、志向与抱负,转而放任生命之水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悄地流淌、终了。在一个畸形的时代,一个人一旦进入世俗人间,即使保持沉默,也往往在不知觉中成为社会运行的恶的一个支柱。只有超出方外,醉心于灵魂,才能在超然独立中解放自己。

  然而逃避政治也往往易为政治所擒,特别是名人。古代很多朝代立国,都要征辟有名的勇士,其意不外乎说明,前朝无德,以致这些有才能的人隐居,而吾皇行仁政请出这帮文人。这事实上是增强政权的合法性的举动。历史发展到魏晋时期,发生了一次文人的集体浩劫。司马氏政权篡魏之后,所面临的燃眉之急,就是寻找权力的合法性依据。司马氏夺权表面上的理由就是“禅让”,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禅让”那一套,怎么欺骗得了当时的文人,尤其是嵇康这样的曹魏宗亲,阮籍这样的名士?东晋回避了“忠”而以“孝”治国,其原因,正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的关系》中所说:“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夺豪取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而“孝”早在《孝经》中便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的一套礼节,如果没有真实的情感,就会变成虚伪的教条。因此出现了《世说新语》所记载的名士藐视礼教任诞放浪的故事。这些以自己的行动揭示礼教的虚伪的文人,就是要粉碎司马政权的理论合法性。由此造成了一个“名士少有全者”的局面。

 我们常常谴责古代文人没有特操。但是,文人的没有特操,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要归于古代政治环境的恶劣与统治者的暴戾。不管是积极入世,还是逃避政治,都无法摆脱权力的阴影。明朝燕王夺位,攻下北平,逼死皇帝。为了增强他的篡位的道德性,燕王请方孝孺起草告天下诏。当时方孝孺被视为“天下读书种子”。在他看来,燕王篡位,本身与儒家的忠孝理论,自古以来的传位庶子的习惯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作为一个以道统自居的儒士,方孝孺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乃至整个族人的生命去与燕王的强权抗争。《明史》记载,燕王召见方孝孺,他“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在这次屠戮中,“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刘邦取儒生的帽子往里撒尿,只是体现了一个流氓造反者的无赖面目,而明朝成祖把不服统治的方孝孺诛杀十族,却真正把知识人推向恐惧、绝望的深渊。

  

   知识分子总是无所逃避于政治。在一人专制与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知识分子们没有可能有足够的政治想象力突破对周公之治、礼治秩序的范围,创造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即使是黄宗羲对学校的描述,把学校描述为有一部分西方议会功能的机构,也只是反映了知识分子以独立身份参与政治的一种愿望。西方思想的传入打开了中国思想的想象空间,让人们看到了另一种组织政治社会的可能性。从此以后,知识分子仍然无法逃避政治,但是知识分子终于可以以独立人的身份,选择在体制内的建构和体制外的批评,作为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只有当权力得到合理的监督,知识分子才可能摆脱古代那种参与政治则经常被政治同化,逃避政治则经常无路可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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